重构办公室

波士顿—上个月，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宣布，公司将允许目前按照社交隔离协议在家办公的员工长期在家办公。还有其他几家大型企业——从脸书到法国汽车生产企业标致雪铁龙（PSA）——也纷纷效仿，计划在2019年新冠危机结束后允许更多的员工留在家中。办公室会不会成为疫情爆发的又一个牺牲品？

从某种意义上，办公室的死亡已经是一种长期趋势。20世纪60年代，美国未来主义者梅尔文·韦伯预测世界将进入“后城市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住在山顶上，同时还与企业或其他合作者保持亲密、实时和现实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繁荣时期，互联网公司的兴起使人们比以往更加贴近这样的未来。就像英国记者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在1997年所说的那样，互联网意味着“距离之死。”一旦距离变得无关紧要，那么按照逻辑推论，办公室——乃至进一步拓展到城市——都变得可有可无。

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已经到达了这一发展阶段。从新闻广播员到办公室文员，曾被视为必须在公共工作场合进行的工作在疫情期间正在转移到家中。但任何打过群组Zoom电话的人都知道，尽管通讯技术取得了进步，但与同事进行远程交流仍然比面对面开会要困难的多。

问题并不像通话时滞和幼儿打扰那样简单。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1973年所 提出的那样，正常的社会运行不仅基于“强关系”（紧密关系），“弱关系”（泛泛之交）也同样必不可少。强关系往往会形成密集、重叠的关系网——我们的密友往往彼此之间同样是密友——弱关系却能将我们与更多样化、更大规模的群体相连。

通过弥合不同的社交圈，弱关系更有可能让我们接触到新思想和新观点，从而挑战我们先入为主的看法，同时促进创新及其扩散。虽然视频聊天或社交媒体可以帮助我们维护强关系，但却不太可能建立新联系，更不用说将我们与社交圈以外的许多人联系起来：咖啡师、同车乘客，我们不直接合作的同事，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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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对麻省理工学生、教授和管理员的数据分析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我和我的同事构建了同一通讯网络的两个模型——其中一个显示校园封闭前的互动，而另一个则显示封闭期间的交流。

初步结果——可能仍需进一步验证和同行评审——显示交流圈子正在缩小，人们在更小的联系圈子里交换更多信息。简言之，已有的强联系正在深化，而弱联系则趋于衰减。

也许未来某一天，有可能模仿身体吸引，并在线形成弱关系。但至少目前，在线平台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相反，它们往往主动过滤掉未知的个人或相反的想法——这是一个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加剧政治分化的功能。结果导致因封锁而产生的社交泡沫变得越来越不透明。

抗拒上述碎片化的唯一解药似乎是共同的物理空间。办公室可以促进各种熟人之间更深层次的互动，因此能够成为特别有效的矫正措施。

但对共同空间的需求似乎很难回到疫情流行前的水平。像推特这样没有看到生产率下降的公司会迫不及待地降低间接成本。对员工而言，永远不难适应无需长时间通勤、严格的公司日程和不舒适的办公室装束的生活。

由此产生的影响将会意义深远。哪怕对办公空间的需求仅减少10%，也可能导致房地产价值暴跌的结果。但尽管这对开发商、设计师和房地产经纪人而言是个坏消息，但对城市高档化背后的经济压力也会起到缓解作用。

无论如何，企业避免完全抛弃办公室都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既是出于为他们自身考虑——创新、合作理念对成功来讲至关重要——同时也是为它们所在社会的福祉服务。相反，他们可以允许员工更多待在家里，同时采取措施保证，人们在办公室度过的时间有助于建立弱关系。

例如，这可能意味着改变传统的平面图，从旨在促进单独执行任务，转变为鼓励所谓自助餐厅效应的更为开放、动态的空间。（没有什么比在自助餐餐厅吃午餐更有助于建立弱关系了。）由此可能带来更彻底的重新设计，设计师想方设法制造偶遇，例如通过“以事件为基础”且精心设计的空间。

2019年危机表明我们掌握了从山顶——或者厨房——保持联系的工具。我们今天的挑战是利用物理空间，以便可以定期从孤独的山顶下来会面。 这意味着以追求培养所有有意义关系的能力这种提升其最大资产的方式来追求办公室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