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悲剧

纽约—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盲人预言家提瑞西阿斯曾经哀叹，“了解命运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因为最终，了解也一样无济于事。”俄狄浦斯当时曾召唤他揭示在底比斯肆虐的瘟疫和生态灾难的根源。但提瑞西阿斯知道国王会拒绝接受真相。今天的气候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应该能理解这种感觉。

像提瑞西阿斯一样，现代科学家完全清楚地球的走向和原因。他们并非通过预言来发现真相，而是通过无数的双盲试验、随机实验和严格的同行评审。他们的证据无懈可击，而且形成了压倒性共识。但他们的世俗预言却似乎无法战胜政客或公众的冷漠任性。了解命运于事无补，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倾听。

如果科学家有办法让民众和领袖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关键的不是要改变谈话内容，而是变换谈话方式。科学的语言就是一种冷静的设计。而恰恰相反，我们这个星球所面临的多重危机紧迫而又激烈， 而助长这些危机的个人和集体决策则涉及高昂的情感和道德利益。一场致命流行病已经夺走了300万人的生命。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大灭绝。问题注定会不断升级。

我们需要一种语言来表达正在上演的全球悲剧的严峻和复杂性，而古希腊人恰恰提供了这种语言。他们的悲剧是描述人们知道得太晚的故事（通常以毫秒计算）。他们的角色固执地追求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东西，几乎不了解自己面对着什么——机会、命运、习惯、政府、上帝和天气。当他们终于了解的时候，这些角色却不知不觉犯下不可逆转——而且是毁灭性的——错误。

几个世纪以来，希腊悲剧一直被视为宿命论社会的悲观表现，描绘了与命运抗争的徒劳无益。但对希腊人而言，这些故事的效果可能与直觉相反。通过向人们展示其决定自身未来的力量是多么狭隘和短暂，悲剧阻止了冷漠情绪。凸显自欺欺人多么具有毁灭性可以鼓励清醒认识。提供描述艰苦经历的语言可以提升代理能力。

人们认为俄狄浦斯王首演于公元前429年春——也就是在第1波和第2波瘟疫爆发之间，那场瘟疫杀死了近1/3的雅典人。对正在治疗共同创伤并质疑损失在多大程度上不可避免的人而言，一个傲慢领袖和任性无视的故事很有可能会引发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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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到希腊悲剧启发的却不仅仅是古雅典人。过去10年来，我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执导演出了超过1，000场索福克勒斯及其同代人的戏剧，这些地方包括世界各地的流浪汉收容所、医院、监狱、军事基地、中途之家、老年中心和公园。

在演出后的讨论中，观众们终于可以描述他们曾经面对的挑战以及曾经付出的牺牲。例如，在向4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展现索福克勒斯的阿贾克斯和菲洛克忒忒斯中的场景之后——这两部古典悲剧发生的背景是特洛伊战争——通常隐忍的现代战士们终于能够敞开心扉讲述他们从战场归来后的道德、情感和精神斗争。

大声说出原本无法说出的话本身就可以令人如释重负。但发现问题同样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许多观众后来告诉我，他们有生以来终于开始寻求机构的帮助，例如参加戒毒康复项目。

就像悲剧语言有助于带来个人改变一样，它同样能刺激系统性变革。“人们正在受苦受难，” 格雷塔·桑伯格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对世界领导人说。“人们正在死去，整个生态系统正在毁灭。我们正在面对大灭绝。而你们所谈论的却是金钱和永久经济增长的神话。你们怎么敢这么做！”

这或许是希腊悲剧中的一次演讲，是一位绝望而愤怒先知所发出的警示——这个人像我们所有人一样知道灾难正在降临，我们避免灾难的时间少得可怜、而且非常宝贵。

桑伯格及其许多气候活动家同伴都知道，悲剧语言是表达我们所面临灾难的唯一方式。但正如桑伯格所亲身了解的那样，年轻人很容易被贴上过于敏感和夸张的标签。这就是为什么成年人——尤其是科学家和世界领袖——必须紧急加入年轻人的行列，用悲剧的语言广为宣传。

科学家或许认为，除了用谨慎、有分寸的语气做出有条件的陈述外，其他任何方式都会破坏其研究结果的合法性。但人类却是面临着生存危机的感性存在。悲剧语言是我们最好——或许也是最后一次——让世界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睁开眼睛的机会。